明道配资巴里·艾肯格林: 美元全球霸权的终结, 可能比预想中来得更快

[文/巴里·艾肯格林明道配资，翻译/鲸生]

当经济学家试图解释美元作为唯一真正全球货币的超然地位时，他们通常会归因于结构性因素：美国占全球GDP的份额、美国金融市场的深度与流动性。这种分析框架支撑着许多金融市场参与者的乐观判断——无论发生什么，只要美国保持世界经济霸主地位，美元就永远是安全的避风港。

但第二届特朗普政府提醒我们：单凭数字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正如历史学家所言，对国际货币地位兴衰的解释本质上要看人的行动，而非抽象的经济体量或市场数据。正是人类通过关键决策建立起支撑国际美元地位的制度架构，最终决定这些制度存续与否的还是人类自身。

若要追溯全球美元体系的精神之父，当属德裔美国人保罗·沃伯格（PaulWarburg）。身为汉堡沃伯格银行家族的后裔，他早年曾在汉堡、巴黎和伦敦从事国际金融工作。1895年他入赘库恩-洛布银行家族，1902年移居美国。丰富的国际视野令沃伯格深刻认识到：伦敦作为当时全球贸易信贷和投资金融中心的地位，为英国带来了巨大优势。世界上许多地方（包括美国）的商人与银行家，几乎完全依赖伦敦的英镑信贷体系。

如同许多归化公民，沃伯格对新祖国美国怀有赤诚之心。他担忧美国经济对伦敦英镑体系的过度依赖，会使国家面临无法控制的国际金融冲击。同时他洞察到：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吸引力，源自英格兰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支撑作用，这种机制保障了市场流动性和稳定性。由此他得出结论：美国若想推动美元国际化，缺乏中央银行体系是根本性障碍。

自1906年起，沃伯格不知疲倦地倡导创建中央银行体系。他主张，这个拟议中的央行应肩负一项核心职能：发展以美元计价的信贷工具市场，用于为国际贸易融资。他沿用欧洲的金融术语，将这些银行汇票或票据称为“商业承兑汇票”，并设想央行可通过“承兑”或购买这些票据来推动贸易信贷新市场的发展。

保罗·沃伯格（1868-1932），被认为是美联储的“总设计师”

沃伯格在报纸开设专栏，克服浓重口音带来的怯场心理参加公开论坛。1910年，他参与了位于佐治亚州沿岸哲基尔岛上的一场秘密会议，与一小部分专家共同起草了日后成为《联邦储备法案》的条款。1914年美联储成立时，他是首届理事会成员之一。沃伯格起草的监管条例允许美联储通过购买美元商业承兑汇票的方式来培育市场。到1920年代，这个美元商业承兑汇票的市场规模已经与伦敦英镑信贷的规模持平，某些年份甚至实现超越。

美元挑战英镑地位的进程在1930年代遭遇挫折，当时美联储退出承兑市场，美国又接连爆发严重的银行与金融危机。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为西方世界中唯一的超级大国，这为美元崛起创造了历史性机遇。但真正奠定美元国际地位基础的，则要归功于另一位关键人物——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DexterWhite）的推动。

与出身显赫的沃伯格不同，怀特来自普通家庭。他的父母是立陶宛移民，父亲曾当过小贩，后来经营一家五金店。性格孤傲的怀特早年的学术生涯并不顺遂，直到1934年加入亨利·摩根索领导的美国财政部才崭露头角。他最终升任部长助理，全权负责美财政部参与的二战期间所有国际经济与金融事务。经过修改后，怀特在战争期间起草的方案成为美国构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蓝图，这些机构为战后国际货币秩序及美元霸权奠定了基础。

当然，美国仍需在1944年的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与其他参会国谈判斡旋。与怀特交锋的是英国谈判代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最终“怀特计划”的核心条款直接写入了《布雷顿森林协定》。

具体而言，怀特力图在新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确立美元作为唯一完全可兑换国际货币的特殊地位。协议的早期草案曾规定，各国汇率应与黄金或“黄金可兑换货币”挂钩。当凯恩斯的同事丹尼斯·罗伯逊（DennisRobertson）天真地指出，战后可能只有美元能自由兑换黄金时，怀特敏锐地抓住了巩固美元地位的机会。他与团队连夜修改协议草案明道配资，将“黄金可兑换货币”一词替换为“黄金......或等值于1944年7月1日实际含金量与成色的美元”。由此，《布雷顿森林协定》将美元确立为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其他货币如同行星围绕太阳运转。

美元霸权时代的到来，并非仅归功于怀特及其打造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马歇尔计划为欧洲提供了恢复国际支付所必需的美元资金，助力其经济重新融入全球体系。当美国国会抵制加入“国际贸易组织”（ITO）时，美国政府另辟蹊径，通过签署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绕开了国会抵制。

美国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及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这一立场使欧洲决策者确信：依赖一个坚定盟友的货币是明智选择。北约的存在让欧洲各国意识到，自己不仅拥有经济伙伴，更获得了地缘政治盟友——这个盟友的承诺（以及货币）都值得信赖。美国强劲的经济增长则彰显了其兑现承诺的实力。

1946年，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怀特（左）与英国财政部荣誉顾问凯恩斯（右）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届理事会会议期间交谈。

因此，即使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瓦解，美元的全球核心地位依然延续。这种韧性源于沃伯格、怀特及其同仁构建的制度遗产：独立运作的美联储、美欧共同维护的开放世界贸易体系、与一个牢不可破的地缘政治同盟。美元的持久主导地位既源于自身占全球GDP比重与金融交易规模等硬指标，也同样植根于一个互惠互利的国际关系网络。

唐纳德·特朗普仅用数月时间就给这些关系网络与互惠机制造成重创（哪怕尚未彻底摧毁）。特朗普及其任命官员质疑的，正是近一个世纪以来支撑美元霸权的核心价值体系与制度安排。有史以来第一次，维系美元霸权的制度架构存续面临实质性威胁。

首先，美国的经济例外主义遭到质疑。近年来，美国的经济表现优于其他发达国家，坐拥全球顶尖科技企业，领跑人工智能研究的前沿，拥有宽容失败的创业文化与成熟的风投体系，并持续吸引全球人才——但这些优势并不能保证延续。

美国公共部门与高校的科研能力正被掏空。技术移民是否仍将美国视为机遇的乐土尚未可知。政策的不确定性与对法治的疑虑更可能削弱美国的投资吸引力。

自1950年代初以来，美国占全球出口的份额已从18%显著下降至11%。这种趋势本身并无不妥——它反映了二战后全球经济的成功重建，而美国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若因政客实施高耸的关税壁垒（他们坚信国际贸易是一场零和博弈）导致美国贸易份额进一步萎缩，则必然危害深远。历史反复证明：一国商业网络的广度支撑其货币的国际地位，而贸易纽带的断裂将侵蚀其货币的全球信用。

这个内在逻辑很容易理解。贸易主导大国的货币天然是其进出口商的结算选择，这些企业在全球市场举足轻重。当其他国家的企业与该经济体开展贸易时，考虑到对客户与供应商的便利性，他们自然会倾向使用该国货币。外国实体在该主导国金融市场融资时亦有类似的动机。因此，当某个经济体在全球贸易与金融中的权重下降时，推动其货币广泛流通的市场力量必然相应减弱。而具有破坏性的“美国优先”关税政策将加速这一进程。

美元地位还面临美国滥用制裁工具导致的风险。早在俄乌战争爆发前，美国已越加频繁地使用这一金融武器：受制裁的个人数量从2000年的912人激增至2021年的9400余人。2022年的对俄制裁尤其凸显了风险——当俄罗斯的美元资产不仅被冻结，更可能被没收并转用于乌克兰重建时，各国为规避风险而加速去美元化的动机陡增，这为其他国家敲响警钟。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的制裁多是美国与盟友协同实施，令俄罗斯在国际支付中难以寻觅美元的替代品。然而在这件事上，历史经验也未必能延续——欧洲国家曾明确反对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对伊朗的“极限施压”政策及单边制裁。

当地时间4月1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两党联合提出对俄制裁法案草案，威胁对购买俄石油、天然气、铀等产品的国家征收500%的二级关税。参议员格雷厄姆个人网站

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里，跨大西洋合作的衰退将大幅增加双方政策分歧的概率。特朗普毫不避讳地威胁使用经济武器（关税、制裁等），在实施的时候更习惯单打独斗，而不是与盟友配合。若美国持续地独断专行，那些未参与制裁的国家的货币，将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对美元多元化尝试的受益者。

此外，美国的财政与金融前景同样堪忧。美元之所以能吸引各国央行作为外汇储备，得到企业财务主管、主权财富基金经理及国际投资者青睐，核心在于其供应充足且价值稳定。长期以来，美国既能持续供应美元以满足扩张中的全球经济流动性需求，又不至于因滥发货币而动摇市场信心。

若当前趋势持续，美国的财政和金融困境可能在未来数年内将美元推下悬崖。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长期预测显示：美国公众持有债务占GDP比重将从2024年的99%攀升至2034年的116%、2044年的139%、2054年的166%。即将出台的立法（包括延长特朗普2017年减税政策）可能加速债务膨胀。虽然不存在某个触发信心崩塌的“债务/GDP临界值”，但无休止的减税、不切实际的削减支出承诺及高度的政治极化，终将在某个时刻动摇国际投资者对美元前景的信心。

如果美元的吸引力源于其价值稳定的预期，那么特朗普政府削弱美联储独立性的举措将重创这一优势。特朗普今年2月签署行政令，宣称“掌握重大行政权力的官员必须接受民选总统的监督”，要求所有“所谓的‘独立监管机构’”在法规颁布前须提交给白宫审查。美国司法部代理总检察长莎拉·哈里斯向参议院表示，司法部将不再支持“总统须引述‘正当理由’才能罢免独立机构负责人”的法律条款。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政令是否会直接挑战美联储的独立性，或是鲍威尔主席职位的安全性，但特朗普已经解雇了独立的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两名民主党籍委员。国际投资者会自行做出判断。

此外，美国国债的海外持有者能否继续获得公平待遇存在疑问。据报道，特朗普的财长斯科特·贝森特曾考虑无视投资者的意愿，强制将外国投资者持有的五年期和十年期美债转换为低利率的百年债券。2024大选期间，特朗普的顾问莱特希泽等人更提议对外国购买美债征税，以压低美元、增强出口竞争力。

特朗普提名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米兰（StephenMiran）早年任投资策略师时，曾公开支持此类政策并设计操作路径。他提议，通过截留部分的利息支付，向持有美债的外国官方机构征收“使用费”。以“使用费”的名义规避国际条约中对“预提税”的限制。这实际上违背了“国内外投资者平等待遇”的原则——也是构成美元国际地位的基石。被特朗普团队视作“良方”的限制外资购债政策，恐将迅速引发不可控的后果。

最后，若美国被视作抛弃盟友，美元的全球地位必将受损。各国选择将盟友的货币作为外汇储备并用于国际支付，不仅因为他们视盟友为外汇资产的可靠管理者，更因为持有盟友货币本身就是互信的象征。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三国同盟（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与三国协约（法国、英国、俄国）成员国均持有盟友的货币作为储备。更多国家则选择与自身有安全谅解关系的国家货币作为储备。

1930年代，不仅英联邦国家，英国的诸多盟友也通过“英镑区”机制将储备存放在伦敦、汇率与英镑挂钩。1960年代，德日政府之所以支持美元、协助维护其国际货币地位，在于他们珍视与美国的防务联盟——尤其是美国军队直接驻扎在他们的领土上。今天，韩国、日本持有的美元占外汇储备高到不成比例，也是因为他们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伞。随着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与泽连斯基爆发激烈争执，加上他的对俄绥靖政策，这个“货币国际地位依赖盟友政治”的命题即将迎来现实的检验。

归根结底，美元的命运既取决于美国领导人是否愿意维护法治、尊重权力制衡、兑现对外承诺，也取决于美国的国会、法院与民众能否对领导人形成有效约束。谁曾料到明道配资，事情竟会走到这一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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